蔣渭水1891.2.8：出生1931.8.5：逝世 〈前後合計40年6個月〉
大家都知道1894年〈106年前〉甲午戰爭清朝大敗，1895年根據馬關條約，清朝將台灣以及澎湖割給日本。欽差大使李鴻章回去北京，安慰他們的老闆娘慈禧太后謂：「台灣是『花不開、鳥不語、女無情、男無義、三年小反、五年大亂』的有不如無的，真無法可施的化外之地，這次割給日本，臣感覺一身輕鬆。」當時，家父才5歲，家祖父41歲，雖然在宜蘭城隍廟排相命桌兒相命卜卦謀生，一時也無法適應這個晴天霹靂的變天。家父到學齡，祖父仍不肯准予接受日式教育，日後經友好相勸，謂朝代已經變了，應為子女將來設想。因之家父至16歲〈1906年〉才開始 接受日式教育，一直到25歲〈1915年〉醫學校畢業為止，在這短短十年之間，從學習可以說是一種外國語文：日本語言開始，繼而用日本語文來修得當一個開業醫生所必要的學識以及技能，期間確實困難重重。年紀輕輕的一介書生，在這樣課程重壓之下，尚有餘力以及勇氣從事課外的政治活動，這種精神以及毅力實在值得後代記取效法。
薄緣的父子先父的短短40年又六個月一生中，從事社會、政治運動的時間占全生涯的四分之一以上，期間是1921~1931，正值我8~18歲年紀，因先父將身心全部投入該運動，實際無暇關心子女的狀況，而且我們各忙各的〈我忙於學業〉，雖然住在一起，卻難的見得一面。甚至在某種狀況之下，我們非得採取互相矛盾的行動不可。事情是這樣的，由於先父的素行，加上1923年皇太子〈日後的昭和天皇〉光臨時，先父曾計畫假借揮揚歡迎旗子，表達直訴請願議會的意願，卻因事跡敗露被檢束，早就被列入包括黑道、白道的「治安上的危險人物黑名單」，如遇到日本皇室的皇親國戚〈大多數是任高階軍職〉，光臨台灣視察期間，總督府為了安全起見，即選各地區「黑名單」內的老大級人物邀請進入拘留所領教，俟事畢才請他回家，先父每次未曾落選，更時常發生先父在台北市北署的留置所靜養、我須參加「學校軍事訓練分列式」表示歡迎的矛盾處境，先父並在台北市北署拘留所內演出：黑道老大們異口同聲說：「文化頭來啦！卡緊大位讓伊坐！」的趣劇。雖然我們父子之間如此薄緣，有兩件事必須補充提起：
一、我九歲才入宜蘭公學校，考慮到升學，第六學年便轉入台北市日新公學校就讀的那一年，就是1926年〈民國15年〉的代誌〈閩：事件之意〉：我正值全力以赴次年度升學的準備之際，先父突然聘請一位福州人「詹先生」來教我們兄弟，民國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佈實施的40個「注音字母」〈民國19年改稱「注音符號」，其中三音「万、广、兀」現在不用，但尚未正式廢止〉。當時實際想不到，30年後，台灣會變成「ㄅ、ㄆ、ㄇ」的天下！
二、1931年3月，我修了台北一中〈現在建國中學〉第四學年課程，考進台北高等學校，想要做個像樣的醫生，因先父的老同學的子弟也考進，前來相約參加四月初的新生家長會，先父不好意思拒絕，就勉強去參加，是同年8月5日病逝的4個月前的代誌，也可算是關心子女教育的，最初而最後的參加家長會。回來卻說：「真無聊！受了半天的活罪，只是要家長好好注意，嚴格管束，切勿讓子弟染著『赤色』〈左傾思想〉而已。」
大安醫院變成公用招待所苦讀10年好不容易當個醫生，「專心開業」不過5年真是不找算！先父在這5年裡覺悟達到：醫「國」比醫「人」更加有意義，可以說先父醫學校在學中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對其偉大領導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認同之後遺症，也許共鳴於日本明治時代的一位醫界泰斗的「庸醫醫人，大醫醫國」名言。這個理念也就成為先父全力以赴社會、政治運動的動機。1916年開業的大安醫院到「專心開業」尾聲的1920年，以當時8歲的我的記憶來講：大安醫院位置，舊稱：太平町3丁目28番地就是現在的延平北路二段29號〈義美〉，占3軒店面〈二層樓座東向西〉，自發記茶行租用，租金是40╳3=120日圓〈大學畢業月薪是30~40日圓的時代〉，樓下2軒是大安醫院的門診所：招牌掛著內科、外科、小兒科、花柳病科。北側的一軒是台灣民報社的事務所〈1926年改經營文化書局〉。樓上除一軒自家用外，有住院設備的十個病室。地點在當時新興繁華都市台
北市，可算是黃金地帶，再以當時所付租金等資料來推量，大安醫院的規模還算不小，且當時也有能力經營春風得意樓來看，病院的生意的確真好。可是1921年，也是先父三十而立的那一年，自先父轉變路線，全力以赴社會運動之後，求診患者日減，病室、食堂分別變成公用旅館與公用餐廳，來做供招待來自各地〈包括大陸、日本〉的同志之用。如1924年台北師範罷學事件時，曾成為被退學者一時「有家不可歸」同學們的集中營。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先父離開5年「專心開業」的無意義生活，當個「知識營養不良」的「世界文化的低能兒」〈台灣〉的「主治醫師」卻自覺「學問基礎薄弱」〈公學校、醫學校，前後不過十年〉，非如日語說法「一生懸命」來充實自己，絕對無法啟蒙同胞。也就是這個緣故，刻在我腦裡的不是：手不釋卷，一手拿書，一手拿筆搜集講演或是投稿資料的縮影，就是在那個多災多難、交通不便的環境下，南北奔波之忙碌狀況。可以說：這樣的體力透支縮短了先父的生命也不是過言。先父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為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之同胞爭取自由的基本原則是始終不變：而且在任何環境之下，均時時刻刻將這個原則不折不扣地適用於實際運動之中；尤其可貴者，即是就地運動，不仰外來援助〈當時「人權」這句話尚未發芽〉，亦不逃去外地，手無寸鐵與凶狠貪婪的日帝周旋，以發揮我民族之大無畏精神也。
「呆鐵仔鑰匙」變成「黃金鑰匙」先父所遺下的，除了幾篇文章外，不但一無所有而且負債累累，連一支電話也被人差押。茲敢提起值得回味的文章以供參考：〈如上表〉可惜，當時的日本政府以及中國的國民政府均無法善用「台灣人」的這一把寶貴的鑰匙，致使日後發生中日戰爭，再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移境遷，經過70年頭的今天，昔日的「低能兒」，不但智慧已超越世界水準，躍進數一數二的「有錢人」之列。「台灣人錢淹腳目」、「有錢能使鬼推磨」，加上鎮座於戰略上的關鍵位置，與「亞洲和平」之密接關係絕對脫不了的。 因之今天，「台灣人」的手內還是握有：「世界和平」第一道關口的鑰匙。不過，70年前先父所提起的，沒人要用的呆鐵仔鑰匙，經由台灣人的煉金術：「血與汗」，已變成人見人愛的黃金鑰匙。但願吾人珍重善用之。
永懷父親
一九九七年八月五日適逢先父逝世六十五周年忌日接受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的「台灣筆記」節目訪問後整理留念。蔣松輝
